第四章
这些真的是你要找的书卷吗？
我看过《达·芬奇密码》（The Da Vinci Code），也很喜欢这本书。这本动作小说实在是妙趣横生，让人爱不释手。我熬夜跟随着书中的英雄们，追踪着一个又一个线索，解开一个个古老的谜题，环游欧洲。当我撰写本书时，搜索谷歌得知，《达·芬奇密码》自出版以来销量已超过八千万册。我想，这种成功部分源于作者丹·布朗（Dan Brown）讲故事的天赋，但这不是全部。我们也不能说这本书有多么高的文学素养，这也不是它的卖点。它的卖点是所有作者都梦想会发生在自己的一本书上的——它引发了一场全球范围内的争议。
布朗杜撰的故事太过耸人听闻，大多数人并未当真。毕竟，《达·芬奇密码》的扉页上清楚地写着：“本书的人物和情节纯属虚构，若与真实人物——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有雷同，纯属巧合。”但是，该书的广泛流行使得其中的一些主张深深影响着人们的共识，甚至也包括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其中一个就是，众所周知的圣经纯粹是一本人为捏造的书卷合集，甚至可能是一本被阴谋、权力游戏以及邪恶诡计玷污了的书。对此，《达·芬奇密码》中的一段文字是这样说的：
“谁来选择哪些福音书可以包含在内？”索菲亚问。
“啊哈！”提宾热情地打断大家说。“这真是基督教最讽刺的地方！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圣经，是由异教徒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整理校对的。”[1]
这种说法十分荒谬。不过，布朗在此兜售的故事在那些质疑圣经的学者中可谓历史悠久。他们认为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在教会出现的头三个世纪，罗马帝国全境内出现了大量的文献，它们争相博取人们的关注，争夺权威地位。随之而来的是，每个信徒群体都有一套权威书卷集，并且他们认为只有自己的书卷才反映了耶稣的真实教导。因此，当时的基督教就像一口翻滚沸腾、起着泡沫的大锅，里面充满了迷人的多样性观点以及彼此间奇妙的碰撞！随后，在四世纪中叶一个黑暗的日子里，一群面目可憎的主教们组成了一个强大的阴谋集团，他们聚集在一座名叫尼西亚（Nicaea）的海滨小镇（很典型，对吗？）。在富有的赞助者异教徒君斯坦丁大帝的支持下，主教们让这自由的信仰热潮戛然而止。他们发布了自己最喜欢的书卷名单，禁止人们使用任何其他的经卷，并且开始了一个计划，旨在系统地铲除异己，销毁一切对耶稣的看法有别于自己的书卷。因此，新约圣经的“正典”终于一锤定音，它如同一道监狱的门，令整个世界陷入黑暗。
为了追求戏剧性的效果，我可能有些添油加醋。但是我认为，当问到圣经正典以及正典究竟包括哪些书卷时，这相当准确地描绘出浮现在很多人脑海中的“景象”。至少，据我所知，对于“你能保证自己看的是正确的书卷吗”这个问题，大部分基督徒很难给出肯定的答案。
这个问题也相当重要。因为如果要得出圣经具有历史可靠性的确定结论，我们当然要确保自己所看的是正确的书卷。对那些同样讲述耶稣、虽观点不同却同样可靠的书卷，如果有人确实对其进行销毁、打压、摧毁、焚烧或以其他手段压制，那么我们对于圣经历史可靠性的信心必然会大大削弱。
因此，这就是我们在本章要解决的问题：现有的圣经书卷是正确的书卷吗？换言之，现今还有没有（或者过去有没有）其他“福音书”也是我们应当去看（或者说可以取代现有的书卷）的呢？我们怎么确定这些书卷是我们应该读的正确书卷，而其他的不是呢？[2]
什么是正典？
说到圣经正典，我们指的是被基督徒公认的、关于耶稣的权威信息来源的一系列书卷合集。正典这个词实际上来源于希腊语，是指一种规则或标准。由此可以看出，为何基督徒会用这个词来指代他们的权威书卷集；这些书卷合在一起，代表了一种唯一标准，用于衡量、塑造和评估基督徒的生活和教义，甚至在必要时予以纠正。当然，问题是正典——这一系列的权威书卷合集——是如何形成的。它形成的过程能否让我们相信，这些书卷对于真实发生的事提供了准确信息？
我们最初的目标是耶稣复活的历史可靠性，所以在此就不多花笔墨说明和捍卫旧约的正典性。[3]我们将在第七章探讨这个问题。目前，我们有足够的把握说，旧约正典在耶稣的时代已被广泛认可，而且耶稣和他早期的跟随者们都毫无疑问奉它为正典。
谈到我们的目的，关键问题是弄清楚新约正典形成的过程。这一点极为重要，因为这将极大地影响着我们能否确定这些书卷的历史可靠性。原因如下：如果新约正典源于权贵们的一个无耻阴谋，他们查禁了其他同样声称正确的书卷，那么我们就很难得出结论说，目前的新约书卷具有历史可靠性；同样，如果他们确认这些书卷时完全是随意的——即他们缺乏充分的理由——那么很难说这些书卷为我们准确、可靠地记录了耶稣其人其事；最后，如果正典形成的过程在本质上神秘莫测，那么同样也很难得出确定的结论。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历史的、可接受的原因让我们特殊对待这些书卷而不是其他的，如果只是凭着对书卷真实性的个人“感觉”，那么我们就无法确定它们的历史可靠性。简言之，如果我们要相信新约圣经所说的是史实，那么就必须要问：“我们看这些书卷而不是那些书卷的理由充分吗？”
开门见山地说，是的，这些书卷是正确的。但我们要花些功夫才能得出以上结论。为此，我们必须做两件事。第一，我们必须摈弃这样一种想法，即新约正典是由一群权力无上的主教们密谋编造的，他们用卑劣下作的手段打压了一批同样值得关注的书卷，太多人在看过《达·芬奇密码》之后都认同这个观点。第二，我们需要问的是，早期基督徒把他们最后确定的书卷视为权威有没有充分的理由？如果不存在打压其他书卷的阴谋，如果早期的基督徒有合理的理由视这些书卷为权威，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肯定，我们所看到的确实是正确的书卷。
福音书的海洋？
我们先来思考一下是否存在打压其他书卷的阴谋。不管你怎么分析，都会发现这完全是一派胡言。这么说至少存在几个原因。
首先，早期教会并非充斥着浩如烟海的书籍，这些书也没有展现出彩虹般多样性的观点，而且早期的基督徒们也并非（像某些人说得那么夸张）清理出一片满是好书的森林，只留下他们自己最喜欢的。早期的基督教信仰完全没有呈现出广泛的多元化观点。事实上，只有那些能可靠地追溯到一世纪的基督教作品，才有可能最终构成新约正典。此外，那些可以追溯到二世纪上半叶的稍微新一点的书卷，是由一群我们称为使徒教父的教师们完成的，他们在教义方面的看法与那些最终构成新约的书完全一致。直到二世纪后期，也就是最终构成新约的大部分书卷完成之后的一百年，才开始出现与最早一批书卷的教导明显相悖的文献。而且，尽管如此，这些后来的文献也表现出它们知道有早期书卷的存在，这表明它们显然是在挑战一个公认的强大传统。
这里的关键在于，在基督教历史的前两个世纪中，有一片沸腾翻滚的“福音书”和其他文献的海洋可供信徒自由选择，这种想法完全是错误的。新约书卷确立一个世纪后，才涌现出一些试图挑战其教义的书。
其次，阴谋论一说就是源自这片翻滚沸腾的书海，而它在被四世纪的主教们叫停之前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但教会确立新约书卷权威性的时间似乎要比阴谋论的时间线所允许的要早得多。怀疑论者往往宣称，直到公元四世纪，一些公会或主教才正式将一些书卷确立为圣经正典。但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尽管教会在四世纪还争论过几本新约书卷的权威性，但基督徒们普遍认为，我们所知道的新约的大部分书卷在二世纪末之前就已被视为权威。事实上，他们普遍认为，绝大部分书卷（包括保罗的大部分书信）在一世纪末就已经被视为权威了。
说到四福音书，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教会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将它们确立为唯一的权威，这个时间远早于四世纪。关于此事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见证人——里昂的爱任纽（Irenaeus）教父。他在公元180年前后这样写道，神将四福音书赐给教会实在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地有四角和四风。这么多年来，有些人一直就这一点嘲笑爱任纽；他们说，哪个傻瓜会宣称“因为有四风，所以就一定有四部福音书”啊？他怎么能指望这样就能说服别人呢？然而，爱任纽在这里并没打算做一个逻辑性论证，他也不是用这种推理来说服怀疑论者。他是在提出一个美学观点，即基督徒拥有四福音书何等美妙、适宜且正确！这观点会令那些已经信服、只需要借此观点再次证实的人产生共鸣。而这其中就体现出了历史性。爱任纽的这种论证与其说是为了说服怀疑论者，不如说是对已经认信的真信徒表示肯定和高兴——这表明，早在公元180年，人们就普遍认识到确实有四福音书，而且只有四本福音书。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再往前追溯，护教论者和殉道士犹斯丁（Justin Martyr）（在公元150年的著作中）似乎就已经承认了四部权威的福音书，而他的一位同道帕皮亚（Papias）在公元110年的著作中也承认了此事。最重要的是，一些有趣的证据表明，帕皮亚提到，使徒约翰本人不仅承认自己所写福音书的权威性，也承认其他三卷福音书的权威性。[4]
这是问题的关键。人们普遍认为，早期的基督教有如一个充满泡沫的温床，其中孕育了各种各样的福音书作者和书信书作者，他们都在平等地争夺人们的认可，直到四世纪的一群主教及其异教皇帝令他们停手，并将他们赶尽杀绝。这种观点完全是为卖书而说的一派胡言！事实是，大部分的新约书卷尤其是四福音书很早就被确立为权威，而那些声称要“挑战”这些普遍共识的作品，直到一个世纪以后才开始出现。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我们就在确定新约正典的历史可靠性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阴谋，让这些书享有特权而压制其他“同样真实却令人尴尬”的书。
他们不是选择——而是接受
即便如此，也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即使新约书卷并不是因错误或恶意的阴谋被列入正典，我们也不得不问，早期的基督徒最终是否有合理的、合乎历史的正当理由来选择要列入正典的书卷？
但请等一等。刚刚我在上一段里犯了个严重的错误。早期的基督徒其实从来没有说过，自己应该“选择”哪些书作为正典。当你问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些书卷”时，还不如问他们“你为什么选了你的父母做双亲”。
事实上，那些早期的基督徒根本不这样想。当他们一次次写下哪些书卷应列入正典、哪些书不包括的时候，他们始终使用“我们接受了”或者“这些书卷传承下来”这样的表述。他们认为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责任，不是判断、指点和挑选的，而是手心向上、敞开和接受。
请看，这不仅仅是一个语义问题或属灵的问题，它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对于正典形成过程的构想。认为早期教会“选择”书卷作为正典的想法，暗示着他们从一张白纸和一批没有区别的书开始，然后开始评估这些书，并且决定应该确立哪些书为权威。但这一幕从未发生过，早期的基督徒没有一个是这样做的。事实上，他们中的每个人——其实是每一代基督徒——并非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而是从一批权威书卷开始。这些书卷是他们从上一代基督徒继承下来的，而这一代基督徒又是从前一代继承而来等等，一直追溯到使徒本人。确实，偶尔有人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挑战这套继承下来的书卷，因此基督徒不得不处理这个问题。但事实依然是，早期的基督徒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在选择或决定，而只说接受传承下来的书卷。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种谦卑的心态。他们接受，而非选择。
他们的理由很充分
但我们还要问，这些早期的基督徒何以能如此确定他们视为权威的著作一定就是正确的呢？当这些继承下来的传统书卷受到挑战时——有人认为不应该包括这卷或那卷书，而其他人则坚持说应该将这卷或那卷书包括在内——早期基督徒会怎么回应呢？他们有没有一个可靠的标准来判断说“是的，事实上，我们非常确定包括这卷已接受的书，理由如下”或者“我们相当确定那卷书不包括在内，其理由如下”呢？换言之，他们完全是盲目接受传承给他们的书呢？还是有其他充分、合理的理由呢？
答案是，他们确实有充分理由，或者说他们有这样的标准。其中他们最主要的检验标准一共有四个：使徒性、古老性、正统性及普遍性。
如果时间和空间都允许，我们可以简单查阅所有的早期资料，其中基督徒们讨论了为何教会应该或者不应该接受某卷书为权威。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会看到其中出现了这四个标准（以及其他）。但我们没有时间和空间——这毕竟只是本小书！幸运的是，有一部早期的文献同时用到了这四个标准中的至少三个，它就是《穆拉多利正典》（Muratorian Canon），又称《穆拉多利残卷》。这是一部七世纪或八世纪的拉丁文译本，其原文是希腊语，可能写于二世纪后期。你可以在任何一本全面的、关于正典的好书中看到它的全文（参见附录），但在此仅引用几句话就足以说明它是如何使用我们的标准的。让我们从最重要的标准开始：使徒性。
理由一：使徒性
“使徒性”这个词有点复杂，但它的意思却很简单。简单来说，它是指一部书卷由耶稣的使徒之一或耶稣使徒的一个亲密伙伴所著。《穆拉多利正典》的作者一次次地特别依据这个检验标准来捍卫正典书卷。例如，他说：“第四部福音书的作者是约翰，他是门徒之一。”提到《路加福音》，他说这是在“保罗的授权下，由路加所写”。同样，在论到保罗的书信时，他说这是“蒙祝福的使徒保罗本人……写……以七个教会的名”。[5]
到目前为止，使徒性是早期教会用于确认和捍卫正典的最主要的标准。这一标准很简单，却非常有力：不是任何人只要能写一本关于耶稣的书，就可以期待教会承认其为圣经，这种级别的特权只属于耶稣自己特别指定的使徒以及使徒的几个亲密伙伴。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到一件有趣的事。从二世纪到六世纪，有太多假冒的圣经作者把使徒或是一世纪其他跟随耶稣之人的名字写在他们的文献上，试图以此蒙骗教会。他们为何要这么做呢？原因很简单：他们知道，除非把自己的书伪造成是与一位使徒或使徒的同工共同创作而成，否则在这个世界上，他们的作品根本没机会被确立为权威。
理由二：古老性
古老性的标准与使徒性密切相关。事实上，它主要用于检验一本书是否真的具有使徒性。简而言之，为了让一本书具有使徒权柄，它必须足够古老，能追溯到一世纪。在这个时间之后所写的书根本没资格入选，因为使徒们在二世纪初时均已离世。因此，古老性不能确保书就是正典，但缺乏古老性会被立即淘汰。
这正是我们在《穆拉多利正典》中看到的。它将一本叫做《黑马牧人书》（The Shepherd of Hermas）的书拒之门外，因为这本书是“赫马斯近期在我们这个时代于罗马城中写成的……所以……无论是数目已经完全的众先知还是使徒，都不能在会中将此书宣读给百姓听，直到世界的末了。”[6]早期基督徒们说，新手不予考虑！
理由三：正统性
确立正典的第三条标准是，一本书必须与耶稣亲自传承的教义传统所体现出的真理标准相一致。最初，这种传统大多都是口头的，通过口口相传流传了很多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四部福音书和使徒书信成文后被确立为权威，而正典本身也成为衡量其他书的标准。因此，如果一卷书所教导的内容与公认的权威书卷相悖，它就不能被列入正典。所以，《穆拉多利正典》的作者谈到四部福音书时这样说：“尽管几部福音书教导的观点多种多样，但对信徒的信仰来说却没什么不同，因为所有关于耶稣降生、受难、复活、与门徒的对话以及他两次降临的事，都是由一位至高的圣灵在这些书中宣告的。”[7]四部福音书不仅具有使徒性和古老性，而且也符合真理的标准，因此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接受它们为权威。
理由四：普遍性
在早期教会为公认的正典辩护时，还有一个标准也被证明非常重要：普遍性。这一标准认为，只有那些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都使用和重视的书才能被认为是权威。若一本书来自某个特定的教派，或者只在世界某个特殊地区使用，那么它也会被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如果一卷书因某些原因受到质疑，但若全世界的基督徒都使用它，就会为它的权威性提供极其有力的支持。的确，《希伯来书》和《启示录》的广泛传阅，使这两卷书最终被列入正典。
那么……我们拥有的是正确的书卷吗？
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呢？首先，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新约正典并非源自某些邪恶的、晚些时候才出现的阴谋，这阴谋使一套书卷享有特权，却压制其他可能会让我们对耶稣有“不同看法”的书卷。事实上，这类“其他”书卷直到很久以后才出现，而且只是作为一种对既成的、日愈强大的传统文化的回应性挑战。这也让我们有充分的信心说，早期的基督徒并没有简单地诉诸神秘主义、随机性或模糊的真理感觉（像我们今天所说的）来捍卫他们的正典。相反，他们有很好的、合理的、甚至是历史的理由，来解释为何这些书卷而非其他书卷是保存耶稣生平和教导的最佳书卷：它们具有使徒性（因此也具有古老性），完全合乎真理，已经传了好几代人，并且全世界的基督徒都重视它们，也承认它们的权威性。
所以，提到“我们拥有的是正确的书卷吗”这个问题时，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最终组成新约的所有书卷都通过了这些十分合理的检验标准。当然，有几卷书花了比其他书卷更长的时间才通过检验，但教会最终承认它们中的每一部都符合权威的标准。这意味着，根据合理的标准，新约没有哪一卷书不应该位列其中。它们都具有古老性和使徒性，并且完全合乎传承下来的真理标准，也都被广泛认可。一言以蔽之，它们是耶稣生平和教导的可靠见证。
此外，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在整个世界历史中，没有一卷属于正典的书不在其中。在教会早期的几个世纪里，有些书确实抓人眼球，但最终它们都被判定为不够古老、缺乏使徒性、正统性或没有被广泛认可——或者同时缺乏上述标准中的几种。例如，我们已经知道，《黑马牧人书》缺乏古老性，因此也不具备使徒性。因为该书的作者是赫马斯，他不是使徒之一或使徒的亲密同工，所以早期的基督徒们认为它不能被列为权威正典。《彼得福音》（The Gospel of Peter）以及其他几部书卷则在两点上不符合标准：⑴它声称揭示了耶稣“秘密”教导的事，但这些事与耶稣众所周知的公开教导相悖，因此它未能通过正统性的检验；⑵它只在个别教会和小派别中使用，因此未能通过普遍性的检验。这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也许是《多马福音》（The Gospel of Thomas），它最终没有被确认为权威，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它很可能是在公元二世纪才最终成书（这意味着它肯定不是使徒多马写的，因为那时他已经去世了）；二是因为它所包含的教导对所有人来说都是陌生的，甚至与众所周知的耶稣的公开教导相悖。
让我这样说吧。如果你从一张白纸开始，有机会自己确立新约正典，你会怎么做？你会如何定义一个清单，说明应该相信哪些书卷、不该相信哪些书卷？你真的认为自己能想出比如下所列的更好的标准吗？一卷值得信赖的书卷必须：
1．由那些与耶稣最亲近的人写作或授权（古老性和使徒性）；
2．不可明显偏离我们已知的耶稣教导（正统性）；
3．不可是教派性的或地方性的，必须在世界各地中的基督徒中被广泛使用（普遍性）。
坦率地说，我认为，要想出比上述标准更好的标准实在太难了！
强调一下，我们目前的新约究竟有哪一卷书你会排除在你的“受信赖书卷”的新正典之外？这会给基督教的主要教义带来多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还有哪些书卷你坚持必须列入正典？你会坚持包括《黑马牧人书》吗？即使早期的基督徒都知道，它是耶稣死后的一个世纪由某个家伙随便写的。你会坚持包括《彼得福音》这卷书吗？该书作者不是彼得，而且它很明显是要偷偷传达耶稣的“秘密”教导，而这类教导以前从来没有人听说过（眨眨眼，相信我，它真是这么说的）。或者你还在为《多马福音》背书吗？哪怕该书的作者不是多马，还要求你把如下内容列入正典：
西门彼得对他们说：“让马利亚离开我们吧！因为女人不配活着。”
耶稣说：“我将亲自带领她，为使她成为男人，这样她也能像男人一样成为有灵的活人。因为凡立志要作男人的女人，将来要进天国。”[8]
（是的，这卷书确实是这么说的。）看到了吗？老实说，我不相信我们中任何一个人最终能整理出比早期教会更好的、更值得信赖的书卷集。
事实上，我们仔细想想就会发现，早期的基督徒做得非常出色，他们确定了哪些书卷应该被认为是耶稣真实言行的可靠指南。一方面，他们似乎完全没有卷入某种权力游戏的阴谋中，这阴谋的目的是要打压其他优秀书卷；而另一方面，他们确立为权威的书卷也有相当充分的理由来支持他们的观点。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就无须担心我们得到的是错误的书卷——也就是说，确实不存在某个地方的其他文献，让我们能比新约更好地了解耶稣的所是所做。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确定，现有的书卷确实是最好的——最古老的、最值得信赖的。一句话，它是最可靠的。
当然，只有当这些书卷的作者真的试图传达准确的信息时，这一点才对我们的目标有意义。
但如果他们不是这样的呢？
注释
[1]Dan Brown, The Da Vinci Code: A Novel (New York: Doubleday, 2003), 231.
[2]关于本章内容，我特别参考了Craig L. Blomberg, Can We Still Believe the Bible? An Evangelical Engagement with Contemporary Questions (Grand Rapids, MI: Brazos, 2014)；F. F. Bruce, The Canon of Scripture (Downers Grove, IL: IVP Academic, 1988); C. E. Hill, Who Chose the Gospels? Probing the Great Gospel Conspir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aul D. Wegner, The Journey from Texts to Translation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ible (Grand Rapids, MI: Baker Academic, 1999)。
[3]关于旧约正典的详细论述，特别是关于伪经的争论，请参见Wegner, Journey, 101-30; F. F. Bruce, “Old Testament,”出自The Canon of Scripture的第2部分。
[4]关于该论据的详细内容，请参见Hill, Who Chose the Gospels?, 207–25。
[5]出自Wegner, Journey, 147，以及J. Stevenson, ed., A New Eusebius: 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to AD 337, 3rd ed., rev. W. H. C. Frend (Grand Rapids, MI: Baker Academic, 2013), 137–38。
[6]出自Wegner, Journey, 148; Stevenson, New Eusebius, 138。
[7]引自Wegner, Journey, 148; Stevenson, New Eusebius, 137。
[8]The Gospel of Thomas，谚语114；英译本出自Blomberg, Can We Still Believe the Bible?,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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