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威廉姆斯和威尔士加尔文派循道会 | 清教徒的足迹

第四章、威廉·威廉姆斯和威尔士加尔文派循道会
【注:传讲于1968年,该年度特会的主题是“上帝百般的恩赐”(The Manifold Grace of God),取自《彼得前书》4章10节。
——编者注。
首先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要谈这个题目。
原因很简单。
本来我应该在去年的特会上讲今晚的题目,因为去年是威廉·威廉姆斯(William Williams)诞辰250周年。
实际上他生于1717年年底。
但当时我不得不先处理山德曼尼亚主义(Sandemanianism)的问题。
对于我历年在这次特会行将结束时所发表的一系列演说,这样的安排在我的头脑中显然有某种逻辑上的先后次序。
我突然意识到,去年的讲座恰恰是今晚题目的一个很好的前言,因为在威尔士,山德曼尼亚主义最主要的反对者非威廉·威廉姆斯莫属。
所以,我觉得今年讲这个题目是非常合适的。
而且,我深信这个题目将和贯穿本次大会的诸多议题之间建立起有趣的联系,因为我会涉及加尔文主义和循道主义这两个方面,同时我的发言在某种意义上也许能有助于总结我们迄今所讨论的种种问题。
对于威廉·威廉姆斯的生平,我不会说得太多。
如果要讲他的故事,起码得花一个晚上。
这个人非常多才多艺,是18世纪威尔士循道会的三位(抑或四位)伟大领袖之一。
从去年的特会中我们听到,但以理·罗兰斯是一位杰出的讲道者,豪尔·哈里斯(Howell Harris)是一位优秀的劝诫者和组织者;但威廉·威廉姆斯却是一位集诸样恩赐于一身的多面手。
首先,我们本能地会想到他是一位伟大的圣诗作者。
我甚至可以说,他在这方面的造诣极高。
某些威尔士文学界的权威人士,尽管他们并不是基督徒,却都愿意承认,在他们的眼中,威廉·威廉姆斯是所有威尔士诗人当中最伟大的一位。
具有真正意义的是,这样一位满有天赋的杰出诗人,乃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写出了这些无与伦比的圣诗。
有一件事可以表明他作为圣诗作者以及散文作家的地位,那就是威尔士大学出版社正在策划重新出版威廉姆斯的《作品全集》。
该文集已经有两卷面世。
所以说,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一个卓越不凡的人,一个拥有非同寻常才干的人。
除了是杰出的诗人和圣诗作者,威廉姆斯也是威尔士加尔文主义循道会的神学家。
他不仅在对山德曼尼亚主义的反击中崭露锋芒,而且通过许多正面的方式展示了其神学素养。
和他所在的神学家圈子(不过三四个人而已)相比,威廉姆斯堪为个中翘楚。
他常常用诗或散文的形式来表述他的神学思想。
但我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最擅长的恩赐是教导循道会的小型团体——他们常常有定期的聚会。
大家一致公认威廉姆斯在教导方面有独一无二的才能。
他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做《如何融入探讨经历的信仰社团?
》(The Door to the Experience Society,或The Door to the Society in which experiences are dealt with)。
这是一本很经典的著作。
我曾经试图就此专门写一篇论文,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对于当代的我们很有益处和教育性。
今天在全国各地,只有很少的基督徒团体仍然坚持聚会和团契。
早期的循道会面临同样的难题。
他们常常有新的信徒加入到团体中来。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教导这些初信者呢?
他们需要领袖。
或许他们是好人,但仍然不知道怎样和会友打交道。
所以,威廉姆斯写下了这本书,旨在教导和指引他们如何应对这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以上就是对这位卓尔不群之人的简单勾勒。
我刚刚说过,威廉姆斯生于1717年。
当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在伟大的豪尔·哈里斯的布道会上信了主。
他本来一直想当医生,并且正准备成为一名医学生。
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他无意中看到一群人正在听一个人演讲。
于是他也加入了他们中间。
原来是豪尔·哈里斯在对他们讲道。
就在那个时刻,威廉姆斯归信了基督;几乎同时,侍奉的呼召也临到了他身上。
最终,他被按立为英格兰国教会的一名执事,并且出席了1743年由威尔士加尔文派循道会举办,并由怀特菲尔德主持的首届联合大会。
以上是有关威廉姆斯的主要事实。
你会发现,这个人很容易就能占用我们的全部时间。
为了本次讲座的缘故,我建议只将他视为加尔文派循道会的领袖之一,特别是在威尔士地区。
以下我们将要讨论的主题是“加尔文派循道会”。
多年以来,我常常发现:无论是阿明尼乌派还是加尔文派的人士,都把这个词视为自相矛盾的说法。
“加尔文派循道会?”
他们说,“有没有搞错?
这是不可能的。
明显的自相矛盾嘛。”
我记得25年前,我去离这儿不远的一间教会参加他们的周年纪念活动。
当时我发言说,我很高兴以一名循道会信徒的身份,代表怀特菲尔德和加尔文派循道会出席这次聚会。
随后那间教会的牧师就说,他认为我的表述是一种自相矛盾。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对于循道会或循道主义(Methodism)这个词的理解有很大的欠缺。
另有一些人甚至会对我的表述感到震惊不已。
特别是在欧洲大陆,很忌讳“循道主义”这个词语,很多加尔文主义者讨厌将加尔文主义和循道主义扯上任何关系。
同样,正如我以下要澄清的,其原因也是由于他们对这两个词的理解存在严重缺欠。
所以,就目前来讲,由此引发的探讨显然可以很大程度上填补我们的认知空白。
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也是第一步,就是让我对加尔文派循道会产生的渊源作一个简单的概述。
当然,我们首先要谈到的是循道主义的兴起。
循道主义真正发端于1730年代。
如果看时代背景,就知道当时的英格兰国教会普遍受到阿明尼乌主义的影响。
你们肯定都记得伟大的查塔姆勋爵(Lord Chatham)论英格兰国教会的名言。
他说国教教会有一份加尔文主义的教义信条、一套罗马天主教的礼拜仪式以及一群信奉阿明尼乌主义的神职人员。
这是一个准确的描述。
当时的国教教会不仅被阿明尼乌主义所笼罩,而且深陷属灵的沉睡之中。
其他的教会又怎样呢?
长老会(Presbyterianism)已经不复存在了。
之前在英格兰的确有长老派,但它后来在教义上倒向了阿里乌主义。
威斯敏斯特信条(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并不能保证你在教义上不犯错误。
实际上,长老派是偏离正路最远的,并且因陷入阿里乌主义异端而被定罪,直接导致了自身的死亡。
今天我们看到的英格兰长老教会其实是一个新的宗派,仅上个世纪【注:19世纪。
——译者注】才开始出现。
至于公理会教派,他们同样受到了异端的侵袭;阿里乌主义的倾向在某个时期甚至波及以撒·华滋(Isaac Watts)和菲利普·多德里奇(Philip Doddridge)这样的人物。
有记载表明,公理会信徒还受到过极端加尔文主义(Hyper-Calvinism)的影响。
此外,在浸礼会信徒(Baptists)中间也有此类极端加尔文主义的教导。
这是那个时代英格兰的大致情形。
在威尔士,情况也非常相似,那里的英格兰国教会处在同样的光景之中。
在不从国教的团体内,偶尔也能找到少数忠信人士,这是我们不应当轻视和贬低的。
然而,热情高涨的循道派,也许包括威廉·威廉姆斯本人,却倾向于持尖锐的意见。
在纪念罗兰斯和哈里斯去世的挽歌中,威廉姆斯试图要表达的观念是:当时的世代看不到任何属灵的亮光。
的确有一些好信徒存在,但不幸的是,这些好人们只顾彼此辩论,争吵不休。
因此从灵性活力的角度来看,他们的作用其实无足轻重。
当英格兰和威尔士处于如此光景之下的时候,循道会应运而生。
它是如何产生的?
我显然不能在此详述。
在英格兰,循道会真正的起源和发端要归功于圣洁会(Holy Club),这个社团主要是在查尔斯·卫斯理(Charles Wesley)的推动下于牛津建立的。
有关圣洁会的故事尽人皆知。
然而,仅仅从圣洁会本身和内部不可能导致循道主义的出现。
循道主义的真正源头来自于怀特菲尔德在1736年的重要经历,以及卫斯理兄弟在1738年5月间的重要经历。
在威尔士,循道运动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和自发性。
可以说,威尔士循道会的兴起和英格兰循道会没有任何关系。
实际上,早在1735年,威尔士循道会就已经先于英格兰循道会诞生了;其标志性的事件是豪尔·哈里斯和但以理·罗兰斯二人的分别归主——同样,这也是两个独立无关的事件。
之前他们从未听说过对方的名字,对彼此的情况一无所知。
但上帝的灵以最令人惊讶的方式带领他们,直到1737年二人才相遇并开始同工。
这就是循道会的由来。
起初他们是一体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循道派最终见面并联合起来。
当时只有一个循道会团体,包括了我上面提到的所有人物。
但不久后,正如我们先前提到的,循道会分裂成了两派:加尔文派和阿明尼乌派。
在威尔士的循道会信徒都是加尔文主义者;而在英格兰,只有一部分是加尔文主义者。
在加尔文派这边,你可以找到不少大名鼎鼎的人物:怀特菲尔德、贝里奇(Berridge)、托普雷迪(Toplady)、罗曼(Romaine)、希尔兄弟——罗兰斯·希尔和理查德·希尔(Rowlands Hill and Sir Richard Hill),还有亨廷顿伯爵夫人(Countess of Huntingdon)。
在阿明尼乌派这边,著名人物有卫斯理兄弟、约翰·弗莱彻(John Fletcher)、托马斯·奥利弗(Thomas Olivers)以及其他人等。
这是引起人们极大兴趣的历史重点。
在威尔士的循道会完全是加尔文派的。
卫斯理兄弟曾经拜访过威尔士,但直到19世纪初他们才在那里建立起本宗派的教会。
然而,我想再次强调一个事实:无论是加尔文派还是阿明尼乌派,他们的共同点是循道主义。
这是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实际上,威尔士语中“加尔文派循道主义”这个词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他们不是说“Calvinistic Methodism”,而是说“Methodism-Calvinistic”。
所以你也可以用“Methodism-Wesleyan”这样对应的称呼。
词组中第一位的是循道主义,另一个是形容词,用来描述具体的类型。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一起同工,但后来由于分歧的缘故,怀特菲尔德逐渐和威尔士的团体建立了亲密的联系,并成为后者于1743年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大会的主席。
我们现在要面对的问题是:到底什么是循道主义?
首先我从反面来回答。
循道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神学立场,甚至都不能算为一种神学态度。
循道主义从根本上说完全不是一场试图改革神学的运动。
实际上,威尔士加尔文主义循道会直到19世纪才制订了一份教义问答或信仰告白书。
我强调这一点,就是为了说明循道主义的本质不是一场神学运动。
我们一定不要从神学改革的角度去理解它。
那循道主义究竟是什么呢?
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实验性的和经验性的宗教,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想这是比较适当的定义。
是什么导致了它的兴起?
它到底是如何产生的?
答案包括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是一种觉悟,即认识到宗教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个人化的东西。
这是所有循道主义者的共识。
他们都意识到自己个人的罪,他们都对负罪感深有体会,因为那是一种非常痛苦的过程。
他们都极度地感到自己需要罪得赦免,以至于这成为他们很大的负担——无论是加尔文派还是阿明尼乌派都是如此。
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对于认识上帝的强烈渴望。
这里说的是对于上帝的直接认识:不是指信仰那些关于上帝的事情(他们已经做到了),而是指渴望认识上帝自己。
“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约翰福音17:3)。
所有这些因素继而又汇聚为一种渴求,即盼望得到罪得赦免的确信。
许多人可能读过怀特菲尔德和哈里斯1739年在卡迪夫(Cardiff)首次会面时的谈话记载。
乔治·怀特菲尔德向豪尔·哈里斯提的第一个问题是:“哈里斯先生,你知道你的罪被赦免了吗?”
他并不是问:“你相信人的罪能够被赦免吗?”
或“你相信你的罪得到赦免了吗?”
而是问:“你知道你的罪被赦免了吗?”
哈里斯回答说,几年来他一直为自己知道了这一事实而感到喜乐。
这就是我上面提到的、所有循道派信徒具有的那个共同点,即得救确据和对于赦罪的确信(assurance)。
下一个在所有类型的循道会中都能看到的共同点就是对“新生命”的渴望。
他们非常强调重生的教义(the doctrine of regeneration and rebirth)。
你们都知道亨利·斯库格尔(Henry Scougal)写的书《人灵魂之中上帝的生命》(The Life of God in the Soul of Man)对所有循道会人士的影响有多大。
那本书的主题最好地表达了他们的渴望和追求。
怀特菲尔德的讲道总是会提到重生,其他的讲道者也是如此。
实际上,卫斯理兄弟甚至提出过纠正,觉得怀特菲尔德在这个题目上太过热心,有失平衡,以至于在因信称义的教导上不够充分。
由此可见循道会对于新生命的必要性之重视程度。
接下来我要特别指出的,是所有循道派对“情感”的注重。
他们非常关注怀特菲尔德说的那位“被感受到的”基督。
仅仅拥有正统的教义或正确的信条并不能使他们满足,他们想要的是“感受到”基督。
他们认为情感在基督徒的经历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关于这一点我可以举很多例子来说明。
遗憾的是,只有两首威廉姆斯创作的圣诗被收入了公理会的诗歌本,而且都经过了翻译处理。
所以你们很难从中看出他作为一名圣诗作者和诗人的伟大之处。
翻译根本无法表达其原作的神韵。
他的圣诗有一种无可比拟的风格,恰到好处地融合了优美的诗歌和全备的神学。
这个诗歌本收录了“尊贵主引导我”(Guide me,O Thou Great Jehovah)和“越过幽暗群山”(O’er the gloomy hills of darkness)这两首。
但下面我要引用的译文是威廉姆斯最杰出、最具代表性的圣诗作品之一:
温柔的耶稣啊,在我祈祷之时,请向我说话!
哦,你的恩言何等甜美,
如同和风吹过我烦躁不安的心灵,
赐下世界不曾给我的平安!
当你柔和悦耳的声音悄然临到,
所有俗世的喧哗纷扰,
所有罪恶的诱人腔调,
全都偃旗息鼓,云散烟消。
他继续写道:
哦,救主,告诉我,你属于我,
赐给我清楚的确据,
消除我内心的不安,
驱散我的怀疑,挪去我的恐惧。
哦,我里面的灵魂从深处呼喊,
催促我去聆听你的天籁之音;
忧伤要永远离我而去,
绝望也不再如影随形。
这些歌词典型地代表了威廉姆斯的思想。
在威尔士诗歌本中,他创作的该主题的圣诗数不胜数。
对于自己在诗歌中所表达的内容,威廉姆斯深信不疑,但他不仅仅满足于此,而是希望真正去体验和感受这些事情的实际情形。
当然,你在英格兰循道会的圣诗作者那里可以找到同样类型和风格的曲调。
让我从托普雷迪的作品中举个例子:
我渴慕向往的那位,
就是为我钉十架的耶稣;
唯有在你那里,
我才找到了期盼已久的幸福;
取悦你,认识你,
是我福祉在地上;
看见你,爱慕你,
是我福祉在天上。
主啊,你若收回你的同在,
生命将失去存活的意义;
主啊,你若赐下你的同在,
死亡就毫无威慑的能力;
宁静之源,赏赐安息,
你的微笑,涌流安慰;
平安福乐,在你左右,
若你属我,两者皆有。
当我感受你的爱意,
我的百体喜乐充盈;
我愿一生与你同行,
因此洪福无与伦比。
愿你生命为我所有,
福杯满溢别无他求;
今生相伴,永世相随,
天堂之乐,无怨无悔。
如果你去读托普雷迪的日记,你会发现其中有多处类似上文的情感抒发。
所以我要再多花点时间谈谈这个得救确据的问题,因为从许多方面来讲,这是循道主义的显著记号和普遍现象。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循道会在有关圣洁的教导,以及其他的一些事情上产生分歧,但在得救确据的教导上,他们却保持了高度的一致。
这个教导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对于救恩的确信不仅仅只是一种从圣经经文里得出来的推论。
他们同意说这个推论是确据的一部分,但还不够。
我认为今天在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大部分福音派信徒都止步于此。
他们唯一的确据就是从经文里得出的推论。
经上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
于是他们就会问:“你相信他吗?”
“是的。”
“很好,你不被定罪了,你有了确据。
不用担心你的感觉如何。”
等等。
循道主义的教导则正好相反。
对他们来说,那不过是起点,让你能够继续前行,并且根据《约翰一书》的教导来试验你自己。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得到一个更好的确据,这个确据强调和看重的是新生命的证据,所以能够使你脱离某种“相信主义”(believism)或者理智主义(intellectualism)的局限,这两种立场认为只需要相信和接受圣经的话就够了。
但循道会人士关注的是进一步寻求确据的来源,即圣灵本身对他们是上帝儿女这一事实的直接见证。
他们极为渴慕得到这样的确据,胜过其他任何事物。
因此,他们花很大的篇幅谈论《罗马书》8章15至16节的经文,还有《加拉太书》2章20节:“……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还有其他几处经文。
我重复一遍,对上述教导的重视是所有循道会的共同特点。
我们都很熟悉约翰·卫斯理于1738年5月24日在伦敦亚德门街(Aldersgate Street)的经历。
他说:“我的心感到异常温暖,而且我确实地知道,自己的罪得到了赦免。”
威廉·威廉姆斯花了很大的功夫来阐述确信的问题。
让我引用两段话来证明这一点。
下面我将他的著作《如何融入探讨经历的聚会及信仰社团?
》中的一些文字翻译出来和大家分享。
针对社团的负责人,威廉姆斯教导他们如何询问、考察和试验那些急于想入会的新人,以及如何考察已加入成员的信仰经历。
他作了一个区分,即对待年轻会员或新会员的教义问答,和对待老会员的教义问答,是不一样的。
他说:“对于入会有一段时间的老成员,你当然会期待他们有不少信心的亮光,但是,对于初次纳入的新成员,你不应当期待他们能同样有那么多的亮光。”
——尽管他接下来又说:“有时候你会发现,人们信主初期的经历比他们后来的经历要好得多,这种现象让你感到震惊。”
但不管怎样,他提出的主要区别就是:你不应当期望初信者像老信徒那样,能够清晰和确定地表达自己的信仰,并且拥有同样的亮光。
那么,你到底应该怎样询问和察验初信者呢?
威廉姆斯提出的一个建议是,考查者可以这样问初信者:“尽管你还没有领受圣灵对你得救的见证,但你是否全心全意寻求上帝,并且以此为你生活的主要规则?
我们所谈的不是你偶尔心血来潮的决志和认信,而是说寻求上帝是否是你生活中的首要之事?”
请注意他开始的话:“尽管你还没有领受圣灵对你得救的见证。”
然后威廉姆斯又谈到如何询问老信徒:“你必须考查他们的见证是否清楚明确,他们最初信主的经历是怎样的,还有他们是否持守了这些见证。”
他建议如此提问:“你自己心灵里持有的这一见证是否得到了圣灵加倍的印证?”
注意他用的词语——“加倍的印证(doubled)”。
换句话说,这就是威廉姆斯对《罗马书》8章16节的理解:“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的心告诉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
但圣灵会加倍地证实,刻上印记,提供担保,加上一笔,使之丰富有余,并且进一步确认。
在对老信徒进行信仰问答的方式上,这是威廉姆斯常用的词汇。
以上就是循道会的教导——当然,也是他们自身的经历。
但以理·罗兰斯的例子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一点。
当他在兰德威布莱菲(Llanddewi Brefi)从格里菲思·琼斯(Griffith Jones)的讲道中听到因信称义的道理时,他仍然对此不太确定。
然而,有一天他在兰杰索(Llangeitho)自己的教会里参加圣餐仪式,正当他念诵启应经文的时候,圣灵突然感动他,赐下了“加倍的印证”,于是他明白了。
从那时起,他的讲道发生了奇妙的改变,充满了惊人的能力,正如莱尔(J.
C.
Ryle)在其名著《英国复兴领袖传》【注:英文版1978年由英国的真理族旗出版社重印,中文版2007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编者注。
】(Christian Leader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中所记载的。
同样的事情也清楚地发生在豪尔·哈里斯的身上。
哈里斯在1735年受难节之前的那个主日认罪悔改,并且在圣灵降临节那天得到了确信。
但是直到三个星期后他才得到了圣灵的“加倍印证”,正是这一经历使他成为了一位传道人。
循道会人士不仅教导“圣灵的加倍印证”,而且也鼓励人们去期待这样的经历,提醒他们不要以任何次好的东西为满足,就如上面威廉姆斯书中的引文所表明的。
我下面要谈的是循道会信徒(无论英格兰、威尔士还是任何派别的循道会)所共有的另一个重要特点。
他们聚会通常是以小组或小班的形式——不管你怎么称呼都行。
他们聚会做什么呢?
主要是分享和察验彼此的经历,并且一起讨论这些经历。
他们谈论和主之间的关系;自从上次聚会至今,个人生命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或遭遇了什么奇妙的事件等等。
这是社团聚会时的主要内容。
在我上面提到的那本书里,威廉姆斯对此有专门的论述。
他非常强调经历、确信和对基督之“切身感受”的重要性。
这类聚会基本上可以称之为“经历”聚会。
实际上,我们用这个词来形容他们是很合适的,因为对圣灵工作的重视是循道主义的重要标志。
不满足于头脑中所认信的真理,他们渴望进一步感受和经历圣灵在他们生命中的作为。
循道会信徒以非常认真仔细的态度,一丝不苟地将自己的信仰在生活中实践出来。
他们接受这样的教导,并且受到团体的考查,以确认他们真的身体力行。
这是他们社团生活的写照。
通过聆听讲道的信息,人们有了生命改变的经历;他们申请加入社团,然后得到了接纳,并在其中继续成长。
还有一件我们需要强调的事情,就是循道会对于传福音的热忱。
同样,这一说法适用于所有的循道会信徒。
有谁能下结论说,在传福音的事工上,约翰·卫斯理和乔治·怀特菲尔德这两个人,谁的热心更大?
这个问题你无法回答。
事实上两个人都大发热心。
对我来说,循道会的不同分流和支派在福音事工上都表现出几乎同样的努力和热情,他们都渴望自己的同胞能够认识上帝在基督耶稣里所预备的救恩,并且他们在事工上都取得了同样的成功。
这些都是循道会的共性。
然后就产生了分裂。
当我说他们有这些共性,“然后就……”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从那时起他们就没有这些共性了。
但实际并非如此。
在分裂之后这些仍然是所有循道会的特点,是他们的共性。
但同时他们的确分为了两派:阿明尼乌派和加尔文派。
人们常常会提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分裂?
我记得在几年前的特会上,有人在最后一场聚会中提了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不可能有答案。
我能斗胆提个建议吗?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另抽时间作专题讨论)是否有民族性的因素掺杂在里面?
我的意思是,也许这件事和民族特征有关。
我不会就此深谈,只是简单提出问题而已。
在这些事件中,民族性扮演了什么角色?
或者你觉得和民族性压根儿就没什么关系?
让我在结束这个话题之前最后再说几句。
我一直觉得约翰·卫斯理是我曾经研究过的最典型的英格兰人。
我这样说是有真凭实据的。
然而,我们也晓得,正如我们上面已经提到的,英格兰国教会在那个时候完全受阿明尼乌主义的支配。
卫斯理的父母和家人都是阿明尼乌派的信徒,并且以此为荣。
不仅如此,杰弗里·纳托尔(Geoffrey Nuttall)教授提出的有趣证据表明,阿明尼乌主义在埃普沃思村(village of Epworth)特别受欢迎,而那里正是卫斯理一家居住的地方。
所以说,他们完全是在阿明尼乌主义的熏陶和养育下成长起来的。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但在威尔士,正如我提醒你们的,气氛完全不同,那里的信徒都是加尔文派的。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值得注意的现象。
这些人只是后来才变成了加尔文主义者。
开始的时候他们都是循道主义者,但在威尔士他们信奉了加尔文主义。
豪尔·哈里斯在他的日记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自己如何成为了一名加尔文主义者。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怀特菲尔德身上,他“变成”了加尔文主义者。
我不会详述他转变的具体时间,但事实是他成为了加尔文主义者。
我相信在罗兰斯和哈里斯的例子中,也许也包括怀特菲尔德,他们都是在学习《三十九条信纲》和清教徒著作的过程中采纳了加尔文主义的立场。
不管怎样,事实是他们变成了加尔文主义者。
在威尔士,直到18世纪末他们仍然保持着纯正的加尔文主义观念。
现在我们来看威尔士加尔文派循道会的特点。
这些特点再清楚不过了。
首先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优秀的讲道。
这是最突出的特征。
我一直以来都相信,加尔文主义必然会导致伟大的讲道;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会质疑加尔文主义的真实性。
如果你没有伟大的主题,就不可能有伟大的讲道。
这些人有伟大的主题,所以当时在全国上下都可以听到他们一流的讲道。
他们的讲道最杰出的特点就是充满生命的活力,暖人肺腑,热情洋溢,大有喜乐。
其中一些人在早期布道的时候,有一点律法主义的倾向,但这个阶段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不久后他们讲道的风格就发生了转变。
威尔士加尔文派循道会的另一个特点是歌唱。
威廉姆斯创作了大量的圣诗,人们会用古老的曲调和民谣来配唱。
此外,在讲道中经常会有大声地喊叫。
他们打断讲道者的声音,大声呼喊“阿们”和“哈利路亚”,有时候聚会的气氛相当热烈。
这种喜乐、欢呼、歌唱以及对确信的宣告是威尔士加尔文派循道会的显著特征。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特点,就是他们的持续复兴。
我相信我没有必要去定义和描述“复兴”这个词。
我知道在某些国家,“复兴”的意思是指举办一轮福音布道会。
那不是复兴!
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比这种“由人创办和组织的一系列会议”更加远离复兴的含义。
那根本不是复兴!
真正的复兴是“至高者的造访”(a visitation from on High),是圣灵的浇灌(an outpouring of the Holy Spirit)。
这种现象在循道会的历史上接二连三地发生。
回顾18世纪的伟大复兴,其中一次就是由1763年威廉姆斯出版的一本新诗歌集引发的结果。
当时诗歌本一出来,人们都开始传唱,导致了新一轮复兴的来临。
在此之前,教会经过了一段灵性枯干的时期,原因是威尔士加尔文派循道会内部出现了争吵。
很不幸,这是他们历史上的一个污点。
事件很大程度上是个人因素引起的。
经过反复查阅相关资料,我觉得这是罗兰斯和哈里斯个性不同导致的冲突——这种事情在教会里很常见,不能不令人叹息。
此外,大概在1751至1753年期间,哈里斯在教义观上无疑出现过偏差,这也是纷争的原因之一。
在争吵过后,教会陷入了灵性枯干的光景。
但恰在此时,威廉姆斯的新诗歌本面世了。
当人们开始吟唱这些伟大的神学表白时,复兴开始了。
威廉·威廉姆斯的赞美诗充分地将神学知识和信仰经历融合在一起。
我曾经在一堂论以撒·华滋的讲座上大胆宣称:威廉姆斯是那个时代的圣诗作者中最伟大的一位。
你在以撒·华滋的诗歌里看到的是伟大、壮观和恢宏;你在查尔斯·卫斯理的诗歌中看到的是奇妙的实验性的经历。
但威廉姆斯的诗歌却将二者融为一体。
这就是为什么我将他单独归为一类。
他在赞美诗中教导人们神学。
在吟唱诗歌的过程中,他们逐渐熟悉了新约有关救恩的教义的伟大表达,以及如何颂赞上帝的荣耀。
但此刻我要强调的是“复兴”的成分,因为这是“加尔文派”循道会的独特之处。
你在其他信仰群体那里也可以看到一些活动,或者圣灵运行其中的某种场合;但是它们出现的几率要少得多,而且远不如我们在加尔文派循道会中所看到的那样,有圣灵清楚、“特别的”造访。
以上就是加尔文派循道会的主要特点。
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或许对我们有所帮助:这是一个完全新兴的现象吗?
18世纪加尔文派循道会的现象在以前的世代中找不到先例吗?
我认为不是的,其实我们可以找出许多先例。
我想这里我们所讨论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那就是加尔文派循道会和历史上的先驱者之间的关系。
如果追溯过去,我们从哪里可以找到暗示和预兆呢?
举例来说,我一直觉得在格洛斯特主教、圣徒胡珀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和循道会的信念类似的东西。
胡珀在玛丽一世在位期间殉道。
另一个例子是约翰·布拉德福(John Bradford),他同样非常强调宗教情感和对基督生命的切身体验。
我们不要忘了:此二人实际上是最早的两位清教徒,尽管那时还没有出现这一称谓。
很多时候,我们往往过于关注那些17世纪的清教徒,以至于忽略了16世纪的清教徒。
然而,我们永远不应当忘记:假如没有这些先驱,17世纪的清教徒也许根本就无从谈起。
在这些最初的清教徒身上,我找到了一些和加尔文派循道会相似的痕迹,这些痕迹比人们从那些称为“虔信派”的清教徒(“Pietistic” Puritans)——比如威廉·珀金斯、刘易斯·贝利(Lewis Bayly)等人——身上找到的还要多。
“虔信派”清教徒所侧重的是实践和教牧神学(practical and pastoral theology)。
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将上帝的律法应用在信徒的生活中。
他们非常强调“实践”律法。
所以他们讲“决疑论”(casuistry),并且热衷于研究“良心的命题”。
我再说一遍,他们的侧重点是律法的教导及其在基督徒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这样做的结果确实会导致某种敬虔,但是这和加尔文派循道会所说的敬虔不是一回事,后者一再强调的是“经历”。
如果我们把目光转移到18世纪,你会在沃尔特·克拉多克(Walter Craddock)和摩根·劳埃德(Morgan Lloyd)这些人身上看到一些和加尔文派循道会类似的东西——尽管并非完全一致。
后者更多的带有奥秘主义色彩。
但是,如果称呼这些加尔文派循道会信徒是奥秘派,那是不对的。
的确,他们的信仰中含有奥秘主义的成分,你不能排除这一点。
但你不能简单地将他们归为奥秘派。
他们对奥秘主义(mysticism)一向持怀疑和反对的立场,这可以从他们抵制莫拉维亚弟兄会所倡导的寂静主义(quietism)的态度上得到证实。
然而,需要肯定的是,我们不应当从信仰中剔除某种确实存在的“基督奥秘论”(Christ-mysticism);从使徒保罗的书信里,还有历世历代许多圣徒的身上,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这种“基督奥秘论”。
从沃尔特·克拉多克和摩根·劳埃德等人的生平所提供的大量信息中,我们可以了解到18世纪颇为兴盛的信仰观念和实践。
他们和贵格会完全不同。
他们并不像后者那样,只相信“内在亮光”(inner light)的启示而产生贬低圣经地位的倾向。
他们也拥有伟大的神学内容。
我常常觉得,你可以在约翰·弗拉维尔(John Flavel)和托马斯·布鲁克斯(Thomas Brooks)的著作中找到类似观念的零散表述——但仅仅是只言片语而已,远远不像加尔文派循道会那样将之置于中心地位。
以我个人之见,我会毫不犹疑地把詹森派(Jansenists),包括著名的布莱斯·帕斯卡(Blaise Pascal),称作那个时代以前的加尔文派循道主义者。
当然,我还要提到某些苏格兰人,比如威廉·格思里(William Guthrie),甚至比他还要早的罗伯特·布鲁斯(Robert Bruce)和约翰·利文斯通(John Livingstone)。
相比大部分的英格兰清教徒而言,这些人的信仰特征更加靠近加尔文派循道会。
这是最有意思的地方。
我们知道这些加尔文派循道会信徒读过大量的清教徒作品。
他们从中汲取营养。
除了圣经之外,清教徒著作是他们的第二食粮,他们从中受益匪浅。
但我的观点是:加尔文派循道主义并不是清教主义简单的延续。
他们加入了新的元素,即对于情感领域、复兴领域和得救确据领域的重视——我在前面已经描述了这些加尔文派循道会的精髓。
我甚至敢说约拿单·爱德华滋也应该被称为一个加尔文派循道主义者。
在他身上同样可以看到上述特点的融合。
我知道才高八斗的知识界人士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常常暖昧不明,但我仍然要坚持说,约拿单·爱德华滋从原则上讲是一位典型的加尔文派循道会信徒,尽管在现实中他是一位公理会信徒。
当我们转向欧洲大陆的虔信派,情况同样有些微妙和复杂。
在对施佩纳(Spener)、弗兰克(Francke)以及莫拉维亚弟兄会的信仰考察中,你会清楚地看到许多共通性。
我们知道莫拉维亚弟兄会和循道会之间的交往联络,尤其在早期的时候。
出于某些原因,他们后来确实分道扬镳了,但从一开始他们都意识到彼此的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是我一直在努力强调的加尔文派循道会的主要特征。
现在让我们尝试做一个评估,或者说,从所有的讨论中提取一些教训。
我们一直在关注循道会的历史,这一属灵运动虽然分裂为两个方向,但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是“貌离神合”的。
有哪些教训值得我们思考呢?
在我看来,第一个教训是越发僵硬地界定名词和术语的危险。
我们总是容易陷入这种危险,导致词语的含义越来越僵化,以至于最后经过一番演变,这些词语所代表的东西已经不再真实地反映原先的意思。
今天如果你说“循道主义者”(Methodist)这个词,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你指的是阿明尼乌主义者,或者是约翰·卫斯理和他的追随者,这是很普遍的假定。
对我而言,我国的一个宗教门派居然称呼自己为“循道会”(The Methodists),这是很荒唐的。
他们没有权利这么做。
这违背了历史真相。
但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词语的含义被僵化。
第二,我们看到了党派情绪(party spirit)所带来的危险。
“贴标签”一般会引发分门结党的情绪。
这是我们基督徒切切要避免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避免硬性和僵化地划分界限,因为这类行为会引进错谬的情绪,而且最终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就像先前的人那样发问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
(约翰福音1:46)愿上帝怜悯我们,保守我们永远不要成为这种可怕之情绪的牺牲品!
还有一个教训对于正在度过当前世代的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我们身处一个变化的时代。
毫无疑问,再过几年这个国家的宗教形势会和我们所知道的大不相同,到时候将出现一些新的基督徒群体。
许多人肯定会加入一个联合的“地区教会”(Territorial Church),甚至是一个“世界教会”(World Church)。
但也有人不会去参加。
所以,对那些不属于某个“地区教会”的人而言,问题就来了:他们要怎么称呼自己呢?
这是“宗派”(denominations)的难题。
我们对以下的术语都很熟悉:公理会、长老会、浸信会等等,还有为数众多的门类和名称——我们的美国朋友在这方面的知识比我们要渊博得多。
但我要提的问题是:难道现在不正是我们停止这一切做法的时候吗?
难道我们不应该停止使用和传播这些出于人意的名称吗?
我知道这很困难。
人们会辩解说:“但你总得给教会一个合适的称呼啊。
你必须要展示自己和别人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但我的问题是:你是否应该那样做?
当我们在这届特会上进行了如此多的讨论之后,当我们对这些历史问题的来龙去脉都了解了之后,我们会不会做一个简单的决定,就是在未来的日子里,在我们教堂的公告牌上,只写这么几个字:“基督教会”?
如果有人来问我:“可你知道他们在里面讲什么吗?”
我会回答说:“进去听听就知道了。”
我们为什么要竖一块将人拒之门外的招牌?
让所有人都知道这里传讲的是福音吧!
这就是教会存在的目的。
让人们进来吧,让人们聆听吧。
他们很快就能发现那里传讲的是什么,然后自己会决定将来要不要再次拜访。
为什么我们要刻意夸大彼此的分歧和不同,甚至夸大到“广而告之”的地步?
有必要吗?
这种做法历来引起外界很大的困惑,并且现今仍然在制造混乱。
这难道不是福音事工所面临的最大拦阻吗?
换句话说,我们在这个方面岂不是犯了分裂教会的罪吗?
并且我们通过到处贴标签,使自己罪加一等。
其实,我们只应当宣告说:这是一间基督教会,一个传讲福音的地方。
难道我们就不能这样简单地处理吗?
说完了上面的话,让我再对加尔文派循道主义发表一些具体的评价。
首先,我会说加尔文派循道主义是真正的循道主义,而且是唯一“真正”的循道主义。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断言阿明尼乌派循道主义在以下几个方面是自相矛盾的。
它的教导以强调“恩典”开始。
阿明尼乌派循道主义者一直宣称,而且至今仍在宣称,他们传讲的是“恩典”。
基督唯一的公义,是我的表述;
基督拯救的恩典,是我的宣告。
这是查尔斯·卫斯理在一首著名诗歌里所写的。
他们极力宣告这一点。
但同样确凿的是,他们同时又鼓吹行为的重要性,以及自由意志的一整套教人自己在得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从来没遇到过任何一个阿明尼乌主义者能够令人满意地解释出《哥林多前书》2章14节:“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惟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他们的难处就在这里。
他们宣称:“从天然本性上讲,所有人都是罪人——非常正确!”
他们相信堕落的教义。
然而,他们接着会说,上帝出于他的恩典,已经把相信和接受福音的能力赐给了“所有人”。
因此。
那就意味着现在所有人都是属灵人,但保罗说得很明白,不是所有人都是属灵的,而是有属肉体的和属灵的两类人。
所以,如果你说恩典是赐给了“所有人”,那么不可避免的结论就是:所有人都是属灵的,因为这是他们有可能相信和接受福音、不把福音看为“愚拙”的唯一理由(哥林多前书2:14)。
所以,虽然他们开始的时候大谈恩典,但到了后面却否认恩典。
其次(我仍然在继续讨论阿明尼乌派或卫斯理派循道会的问题),尽管他们强调重生和新生,可接下来又说,我们有可能会失去重生后得到的新生命,从而否认了重生的教义。
重生是上帝的作为,可他们却说基督徒能够撤销这一作为,并有可能失去新的生命。
从这种观点得出的推论是:你今天可以是一个重生的人,明天又变成一个没有重生的人,过两天又再次重生了,如此变换反复——这种极端的形式从阿明尼乌派循道会衍生的救世军(Salvation Army)那里可见一斑。
这一套“从恩典中坠落”的观念,以及可以反复得到和失去救恩的论调,无疑是对重生教义的根本否定。
同样的问题发生在他们针对得救确据的教导上。
如果这个得救确据是你有可能会失去的,请问这样的确据还有价值吗?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有可能会失去救恩,那么对于这一救恩的确信还有什么价值?
如果你在恩典和得救地位上的坚持完全取决于你自己,那你的确据在哪里呢?
你能依靠你自己吗?
如果完全凭靠我们一己之力持守恩典,试问有哪一个人最终能够得救呢?
这不是得救确据的教义。
这种观点实际上把所有的问题又丢还给我,把球又踢回来了;而且我和以前一样,处于完全的不确定状态中。
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迄今有那么多人转而投向了罗马天主教。
在那里,你可以把这个难题呈交给他们,教会来帮你处理。
因为这件事情你自己不可能搞定。
罗马天主教会不会给你提供得救的确据。
他们会对你说:你不可能得到这个确据,你只需要把这个问题留给我们,我们会负责为你处理好这件事情。
接下来,你会拿到颇能代表该教会特色的一大堆稀奇古怪的物品,然后他们会告诉你,这些东西证明教会会为你的救恩提供保障。
由此看来,阿明尼乌派循道会对于得救确信的强调显然没有任何功效和作用。
现在我想对这一部分做个小结。
对于加尔文所强调的教义之真理性,即众所周知的“加尔文主义”(尽管我已经说过我不喜欢这类术语),其最有力的证据之一就是约翰·卫斯理本人。
尽管他的思想出现了混乱和错误,但他本人是一个得救的人。
无论他这个人如何,上帝的恩典拯救了他。
这就是加尔文主义!
如果你说,作为一个加尔文主义者,一个人的得救取决于他对教义的理解,那么你实际上是在否认加尔文主义。
人的得救并不取决于他对教义的理解。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我们所有人的得救和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无关。
由此引申出来的现象是:有些人的思维非常混乱(因为他们在信仰思考中掺杂了人的理性),正如我们从约翰·卫斯理和其他人身上看到的;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是得救的人,仍然是基督徒,就和我们一样,因为决定一切的乃是上帝的恩典,而不在乎我们。
正是出于以上的理由,加尔文派循道主义是真正的循道主义。
不仅如此,加尔文派循道主义还使循道主义免于蜕变为奥秘主义。
这种蜕变的危险随时存在。
如果你把重点放在感觉或“感受”层面,你已经身陷这种危险之中;你的信仰极有可能蜕变为奥秘主义,或某种虚假的禁欲苦修主义(asceticism),或某种“光照论”(illuminism)。
所有这些形态在历史上都出现过。
但加尔文派循道主义可以使我们避免落入此类偏差,因为它非常强调教义的重要性。
所以,你一方面有教义成分,一方面有“感受”成分——加尔文派循道主义完美地结合了这两点。
它不仅可以保证我们在教义上的正确性,也保守我们在经历领域不堕入许多的偏差当中;在我看来,那些偏差发展到最后的结果不过是变成某种唯灵主义(Spiritism)。
因此,我断言加尔文派循道主义是真正的循道主义。
第二,我宣称加尔文派循道主义是真正的加尔文主义。
我想阐明的是:如果某个加尔文主义不具备循道主义的特质,那么我们需要很谨慎地考察它的真伪。
缺少循道主义的加尔文主义会产生某些危险的倾向。
我们必须清楚辨别这些倾向,否则就会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
1.
缺少循道主义的加尔文主义容易导致智识主义(intellectualism)和学院主义(scholasticism)。
这是加尔文主义面临的最大诱惑。
其结果是人们会大谈“在我们手中的真理”,而不是“在真理手中的我们”。
2.
缺少循道主义的加尔文主义容易导致的另一个危险是:本该处于次要标准的教会信条,居然喧宾夺主,取代圣经的地位,成为主要的和最高的信仰标准。
我这里只是谈可能的倾向,并不是说这种情况发生在所有的加尔文派信徒身上。
在公开场合我们通常宣称这些信条是“次要的、从属的标准”;圣经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信条。
但常常发生的危险是:加尔文主义者可能会颠倒这个次序。
这里有一个问题,在我们先前的讨论中曾经也提到过。
在教会的讲坛上,如果主要以教理问答为基础和内容进行讲道,过于以圣经经文为基础和内容进行讲道,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我们须要好好考察一下这个问题。
加尔文派循道会从来不以教理问答书作为系列讲道的内容。
他们的主要观点和司布真的观点相同,就是:你甚至都不应该做系列式的讲道;每一篇讲道都应该是“赐给”你的,或者说是你领受得来的;而且你必须仰望上帝,求他赐给你讲章。
换句话说,你必须求问上帝,让他赐给你在讲坛上要传讲的圣经经文和信息。
这是加尔文派循道会强调的重点。
总而言之,这一类的危险是无时不在的,就是我们可能会过分抬高信条的地位,使它不再是“次要的”标准。
3.
如果加尔文主义没有被循道主义校正的话,极有可能出现的第三种危险就是熄灭了祷告的热情。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加尔文派循道主义者是一群伟大的祷告人,他们的教会以祷告会著称——充满热情、感动人心的祷告会有时会持续多个小时,并且人们在其中领受了奇妙的经历。
我可以举出事实来证明我的观点:缺少循道主义的加尔文主义倾向于打消祷告的愿望。
我知道一些加尔文派教会根本就没有任何祷告会,在那里,祷告受到很大的阻碍。
4.
最后,缺少循道主义的加尔文主义趋向于制造一种毫无喜乐的、生硬的甚至严厉和冰冷的宗教。
我说的是一种倾向。
所有这一切都是智识主义带来的结果。
而且,越是知识分子在教会中占据主导地位,教会生活就越没有喜乐,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刚硬、冷酷、严厉和偏执的教条主义。
我本来想要说,缺少循道主义的加尔文主义倾向于成为“僵死的加尔文主义”。
但我不会这么讲。
为什么?
因为在我看来,“僵死的加尔文主义”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词组。
一种僵死的加尔文主义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所信奉的加尔文主义变得死气沉沉,那么它就不是加尔文主义,而是一种哲学,一种使用加尔文主义术语的哲学,一种智识主义。
总之,它不会是真正的加尔文主义。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真正的加尔文主义不仅恰如其分地阐述了我们的信仰和地位这些客观层面,也同样正确地处理了信仰的主观层面。
倘若有人看不到加尔文主义里面的主观成分,我认为他根本就没有理解什么是加尔文主义。
加尔文主义必然会导致对行动和圣灵作为的重视。
它所强调的核心在于上帝对我们做了什么。
不是人做了什么,而是上帝对人做了什么。
不是我们怎样抓住他,而是“他怎样牢牢抓住我们”。
所以,加尔文主义必然导致经历的发生,以及对经历的高度重视。
这些加尔文派循道会信徒,并所有早期的加尔文主义者,都一直在谈论上头来的“造访”,主是怎样向他们显现,主是怎样向他们说话等等属灵的经历——我们在上面所引用的托普雷迪的诗歌和日记里都已经看到过此类表述。
他们还谈到了圣灵的“隐退”(withdrawings)。
为什么这些词汇从我们当代的加尔文主义者中间消失了呢?
你上次说起圣灵的“造访”是什么时候?
基督最近一次让你“真实”感受到他的同在是什么时候?
你对于圣灵的“隐退”知道些什么?
当你的“新郎”离开了你,并且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来看望你,请问你的感受如何?
这是真实的加尔文主义的本质。
如果某一种加尔文主义对造访和隐退的经历一无所知,那么它只不过是对加尔文主义的拙劣的模仿。
我坚决反对它使用“加尔文主义”这个词作自己的名牌。
更重要的是,加尔文主义会让人拥有得救的确信,而得救的确信必然会带来喜乐。
如果你体验到自己的罪孽得到了赦免,你成为了上帝的孩子,并且你要到天堂去,你能仍对这些保证和事实平心静气、无动于衷吗?
这是不可能的。
确信必然带来喜乐。
不仅如此,对救恩的体验认识会激发祷告。
上帝是我的父亲。
我被他收纳为儿女。
我认识了他。
有一扇门已经对我开启,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想和他说话,我希望更加认识他。
这是真实的加尔文主义。
无疑,这会进一步引导人对上帝的话语产生爱慕之心。
你在上帝的话语中与他相遇。
上帝的圣言会指教你如何找到他。
上帝的道会让你明白什么是造访和隐退。
你依靠他的话语为生。
没有什么比真实的加尔文主义更能驱使人去渴慕上帝的话语。
下面一点,正如我一再要说明的,真实的加尔文主义肯定会强调复兴的要素,上帝行动的“赐予性”(givenness)以及上帝的造访。
需要说明的是,仅仅在加尔文主义衰退之后,复兴的次数才开始变得越来越稀少。
加尔文主义的力量越强盛,你就越有可能看到属灵的复兴和再次觉醒。
这是加尔文主义的教义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你不可能营造一次复兴。
你知道自己需要完全仰赖上帝。
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向他祷告、祈求甚至和他争辩、理论。
加尔文主义的先驱者们常常这样行。
相比他们和其后几代的追随者所做的,今天我们应对教会问题的策略是何等不同。
我们审时度势,然后说:“嗯,情况非常糟糕,光景每况愈下——我们应该怎么办?
不如举行一轮福音布道会吧。”
接着我们召集一个委员会进行策划,然后开始组织张罗,并且满口谈论着在一两年的时间内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加尔文派循道主义者并不这样看问题。
他们怎么看呢?
他们会说:“为什么事情变成这样?
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必定得罪了上帝,他为我们感到痛心。
他已经向我们转身掩面。
事已至此,我们还能做什么?
我们必须跪下请他回来。
我们必须向他恳求。”
于是他们会用类似于摩西在《出埃及记》33章的祷文,还有《以赛亚书》63章的经文向上帝祈求。
他们会和上帝争辩和理论,说:“毕竟,我们是你的百姓,不是那些外邦人。
你为什么不回到我们中间呢?
我们是属你的,你的名已经和我们的一切紧密相连。”
他们会抓住“应许”向上帝哀求,在祷告中大大哀痛,直到上帝垂听他们,并再次造访他们。
这才是加尔文主义。
没有什么比加尔文主义更能促进和提升祷告。
我断言,不祷告的加尔文主义者,根本不是加尔文主义者。
这些因素彼此互为助益,就像昼夜轮流更替一样。
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会关注复兴。
为什么?
因为他关注上帝的荣耀,这在他看为首要之事。
世界本身的光景如何如何,并不是他们的出发点。
使他们坐卧不安的是:这个世界如此败坏不堪,而上帝却正在其中。
这是上帝的世界,世人不都在他的掌管之下吗?
——上帝的荣耀!
这是占据所有加尔文主义者思维的头等大事。
所以他们总是在等候、渴望、祈求上帝“彰显”他的荣耀,显出他的能力;盼望上帝兴起,击散他的仇敌,践踏敌人如同尘土,显出他全能膀臂的作为,这是加尔文主义的本色,是加尔文主义者所求所想的。
他们为了上帝的名大发热心。
正如上帝是忌邪的上帝,他们也是忌邪的百姓。
与此同时,加尔文主义者通过其教义,对未重生者的状态和光景有深刻的了解。
他们对后者有很重的负担,并且急切地尽其所能来引导后者去认识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
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结果是什么呢?
当然,是极大的赞美和感恩。
我的观点是:冰冷、伤感、悲观、沮丧的加尔文主义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而是对后者的一种拙劣的模仿;其实里面已经出了问题,性质已经变味了,那只不过是一种智识主义和哲学理论。
加尔文主义会带来感觉,带来激情,带来温暖,带来赞美,带来感恩。
看看保罗,他是我们杰出的典范。
我们讨论的并不是什么“加尔文主义”,而是保罗的教导。
保罗告诉我们,他常常感泣,他以眼泪布道。
你是这样吗?
我们最后一次为了福音感泣是什么时候?
我们上一次流泪是什么时候?
我们何时显露过像保罗那样的感受和激情?
保罗无法控制自己,他为主癫狂了。
看看他信中充满能力的高潮段落;看看他的灵是如何被提升到天上,以至于“在惊叹、慈爱和赞美中浑然忘我”。
当然了,卖弄学问的学者们会批评保罗有“跑题”(anacolutha)的毛病。
他说一句话,往往有始无终。
开始说一件事,然后焦点就渐渐转移了,忘记回到起初的主题上来。
感谢上帝!
因为他看到的真理引导他迸发出那些气势磅礴、慷慨激昂的高潮段落。
这是必然的结果。
如果我们真正领悟了自己所信仰的东西,我们肯定也会和他一样兴奋不已。
《罗马书》8章35节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答案是:“我被说服……”(罗马书8:38,“I am persuaded...”
)注意,威尔士加尔文主义者的译文语气要更达意更强烈得多,他们会说:“我确知。”
(I am certain)他们满有把握、确定无疑的,就是“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罗马书8:38-39)。
让我们再来倾听一下保罗在《罗马书》11章末尾的颂赞:“哦,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何其深广!”
【注:原文:“O the depth of the riches both of the wisdom and knowledge of God.”
(罗马书11:33)钟马田强调的是句首的语气词“O”,所以此处将经文直译,为方便读者理解。
——译者注。
】请问在座的各位加尔文主义者,保罗所发出的那句感叹“哦”,在你们的讲道中出现的次数有多少呢?
加尔文主义必定会让人不由自主地发出那种“哦”的呼喊,必定会引发像保罗那样的感受和激情。
你的灵魂深处被触动,你的内心充满了喜乐和惊叹。
“深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他的判断何其难测!
他的踪迹何其难寻!”
——类似这样的心声会涌流不绝。
在《以弗所书》3章的结尾,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
这样说话的人,都是被上帝的荣耀感所充满和统管;他们所思所想的,都是对上帝的赞美。
我的观点换种方式表达就是:初代教会的基督徒是最典型的加尔文派循道主义者。
我这样说只是为了描述他们的信仰。
不但那些伟大的使徒如保罗等等,就算是普通人、一般的信徒,当他们在一起擘饼聚会时,每家每户总是都充满了喜乐、欢呼,以及对上帝的赞美和感谢。
彼得评论他们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彼得前书1:8)。”
这就是第一世纪的基督教!
也是加尔文派循道主义的本质和精髓。
它结出的果子就是赞美、感恩和喜乐。
正如以下的诗歌所表达的那样:
哦,上帝,我们赞美你,敬拜你,
我们在列邦传扬你至高的权能;
万国在你的宝座前下拜,
承认你是永在的父。
众天使和撒拉弗齐声宣告,
哈利路亚,都归主的圣名;
天堂众子和所有在上有能的,
无不欢喜快乐,呼喊不停——
“哦,主上帝,圣哉,圣哉,圣哉!
万军之耶和华配受万物崇拜;
你充满天地万有,
你的光明、能力和威荣无所不在。”
使徒们加入了荣耀的阵营,
高声唱起不朽的颂歌;
狂喜的先知奔走传递,
哈利路亚的旋律万方响应。
得胜的殉道者也加入了行列,
大声宣扬你超越一切的恩典;
全地之上所有属你的教会,
无不承认和颂赞你的珍贵。
哦,荣耀归给你,至高之处的上帝!
圣父,我们赞美你的威荣,
圣子和圣灵,我们正当尊崇。
三位一体,永受祝福,万世无穷。
【注:引自Philip Gell’s Collection,1815。
荣耀归给圣父,
荣耀归给圣子,
荣耀归给圣灵,
伟大的耶和华,三一真上帝,
荣耀,荣耀——(这是加尔文派循道会信徒常用的呼喊语)
直到进入永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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