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性危机与身份认同危机——莫尔特曼对教会困境的诊断

我们在十字架前失去了什么


尤尔根·莫尔特曼(Jürgen Moltmann)在其代表作《被钉十字架的上帝》(The Crucified God,1972年)的序言第一句话中写道:”神学家、教会与人类的基督徒生命,如今比任何时候都更面临双重危机:关联性危机(Crisis of Relevance)与身份认同危机(Crisis of Identity)。”这一句话,至今仍如利刃般刺入全球基督徒群体的心中。

这两种危机并非彼此分离。莫尔特曼指出,二者相辅相成地运作。神学与教会越试图与当今的问题保持关联,就越深陷于自身基督徒身份认同的危机之中。反之亦然。若为守护身份认同而筑高城墙,便会失去与世界的接触,走向飞地化(ghetto)。这是教会数千年来不断重演的困境。


莫尔特曼为何提出这一问题

莫尔特曼的神学并非诞生于书斋之中。他曾作为德国士兵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在前线主动向第一位遇见的英国士兵投降。在战俘营中,他第一次直面奥斯维辛集中营惨状的照片,而一位战俘营军牧赠给他的一本圣经,将他塑造成了一位神学家。他后来这样坦言:”不是我找到了基督,而是基督找到了我。”

面对数百万人遭到屠杀的奥斯维辛、被原子弹化为灰烬的广岛,他不得不追问:”上帝在哪里?”这不是单纯的哲学问题,而是信仰的生死存亡之问。正是在这一节点上,莫尔特曼发现了教会的双重危机。站在历史最黑暗的现实面前,教会要么在试图与世界沟通时失去福音,要么在坚守福音时背对世界——两种失败,周而复始。


关联性危机——得了世界,却失了福音

关联性危机(Crisis of Relevance),是指教会为了与世界沟通而稀释福音本质的危险。这往往始于善意:为了接触现代人,为了与文化对话,为了留住知识分子与青年,教会改变语言,调整信息。然而莫尔特曼所警告的,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基督教被世界的语言所俘获的危险。

19世纪的自由主义神学(Liberal Theology)便是典型案例。它顺应启蒙理性,删去神迹,重构历史上的耶稣,将十字架缩减为道德典范。教会看似更具说服力,福音的核心却已消失。卡尔·巴特(Karl Barth)正是目睹了这一自由主义神学的崩溃,以新正统主义(Neo-Orthodoxy)发起了反击。

今日亦然。当教会为了增长而消除十字架的绊脚石(σκάνδαλον,斯堪达隆),以繁荣与成功的信息来包装福音,教会便得了关联性,却失了身份认同。若世人在教会所听到的,与在世界上所听到的别无二致,这间教会或许已不再是教会。


身份认同危机——守住福音,却失去世界

另一种危险同样存在。身份认同危机(Crisis of Identity),是指教会为保护自身纯洁性而将自己与世界隔绝时所产生的危机。教义的城墙越筑越高,文化接触被切断,外界被视为敌对。乍看之下,这似乎是在守卫信仰的纯洁。

然而莫尔特曼的洞见犀利。他论及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时如此说道:”基要主义将圣经化石化(fossilize)为不可置疑的权威。教条主义使活着的基督徒传统僵化凝固。”守护身份认同的强迫,反而扼杀了生命力。

回顾历史,中世纪天主教会虽掌控世界,却失去了福音的能力,便是明证。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于1517年在威登堡(Wittenberg)城堡教堂门上张贴九十五条论纲,正是对那以守护身份认同为名、却将福音本身窒息的教会所发出的呼声。路德所要恢复的,正是十字架神学(Theologia Crucis)——那被荣耀神学(Theologia Gloriae)所掩盖的、被钉十字架之基督的福音。


十字架——解决双重危机的唯一核心

莫尔特曼的答案既简单又深邃。双重危机的解决之道,不是更好的策略或教会论,而是被钉十字架的基督本身。这正是《被钉十字架的上帝》的核心主张。

为何是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既是上帝最彻底进入世界的事件,也是那位从根本上是上帝者的行动。耶稣与被弃绝者、罪人、外邦人同死。没有比这更彻底地进入世界之中的了。然而同时,这十字架是上帝之子的死亡。没有比这更根本的神学身份认同了。

以利!以利!拉马撒巴各大尼(Eli, Eli, lama sabachthani)——”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太27:46)莫尔特曼在这声呼喊中看见三位一体的核心。圣子经历了与圣父的断绝,圣父因失去圣子而得着了我们。正是在这关系的断裂之中,我们被邀请进入上帝之内。十字架是上帝并未外面于苦难的证明,同时也是关于上帝究竟是谁的最深启示。

路德在海德堡论辩(Heidelberg Disputation,1518年)中的宣告在此大放光彩:Crux probat omnia——”十字架检验一切。”关联性也好,身份认同也好,都必须在十字架面前接受检验。


今日我们内心的双重危机

坦白说,这双重危机今日同样活在我们教会之中,活在我们每个人之内。有些人在渴望与世界沟通的热忱中,将福音中那些尖锐的棱角一一削去。另一些人则以守护纯正信仰之名,外面于受苦的邻舍。我们都在向其中一方倾斜。

莫尔特曼的信息是:回到十字架。唯有被钉十字架的上帝,才能解决这一困境。因为基督的十字架,既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的关联性(最深地进入世界的上帝),同时也是基督徒信仰最高的身份认同(关于上帝之为上帝的最深启示)。

无论是散居教会、都市教会、神学院,还是小组——当我们回归以十字架为中心,便能行走在那条不失去世界、也不失去福音的窄路之上。


当走的路

《被钉十字架的上帝》并非一本易读之书。然而莫尔特曼所抛出的问题,却难以轻易回避。我们的教会,如今身处哪一种危机之中?是否为了关联性而让步太多?抑或以守护身份认同之名,将十字架的能力制成了标本(剥制)?

如路德所言,十字架检验一切(Crux probat omnia)。再次站立于那十字架面前——这是莫尔特曼向这个时代的教会所给出的唯一答案。也是赐给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个人的呼召。

编辑推荐

关联性危机与身份认同危机——莫尔特曼对教会困境的诊断

我们在十字架前失去了什么


尤尔根·莫尔特曼(Jürgen Moltmann)在其代表作《被钉十字架的上帝》(The Crucified God,1972年)的序言第一句话中写道:”神学家、教会与人类的基督徒生命,如今比任何时候都更面临双重危机:关联性危机(Crisis of Relevance)与身份认同危机(Crisis of Identity)。”这一句话,至今仍如利刃般刺入全球基督徒群体的心中。

这两种危机并非彼此分离。莫尔特曼指出,二者相辅相成地运作。神学与教会越试图与当今的问题保持关联,就越深陷于自身基督徒身份认同的危机之中。反之亦然。若为守护身份认同而筑高城墙,便会失去与世界的接触,走向飞地化(ghetto)。这是教会数千年来不断重演的困境。


莫尔特曼为何提出这一问题

莫尔特曼的神学并非诞生于书斋之中。他曾作为德国士兵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在前线主动向第一位遇见的英国士兵投降。在战俘营中,他第一次直面奥斯维辛集中营惨状的照片,而一位战俘营军牧赠给他的一本圣经,将他塑造成了一位神学家。他后来这样坦言:”不是我找到了基督,而是基督找到了我。”

面对数百万人遭到屠杀的奥斯维辛、被原子弹化为灰烬的广岛,他不得不追问:”上帝在哪里?”这不是单纯的哲学问题,而是信仰的生死存亡之问。正是在这一节点上,莫尔特曼发现了教会的双重危机。站在历史最黑暗的现实面前,教会要么在试图与世界沟通时失去福音,要么在坚守福音时背对世界——两种失败,周而复始。


关联性危机——得了世界,却失了福音

关联性危机(Crisis of Relevance),是指教会为了与世界沟通而稀释福音本质的危险。这往往始于善意:为了接触现代人,为了与文化对话,为了留住知识分子与青年,教会改变语言,调整信息。然而莫尔特曼所警告的,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基督教被世界的语言所俘获的危险。

19世纪的自由主义神学(Liberal Theology)便是典型案例。它顺应启蒙理性,删去神迹,重构历史上的耶稣,将十字架缩减为道德典范。教会看似更具说服力,福音的核心却已消失。卡尔·巴特(Karl Barth)正是目睹了这一自由主义神学的崩溃,以新正统主义(Neo-Orthodoxy)发起了反击。

今日亦然。当教会为了增长而消除十字架的绊脚石(σκάνδαλον,斯堪达隆),以繁荣与成功的信息来包装福音,教会便得了关联性,却失了身份认同。若世人在教会所听到的,与在世界上所听到的别无二致,这间教会或许已不再是教会。


身份认同危机——守住福音,却失去世界

另一种危险同样存在。身份认同危机(Crisis of Identity),是指教会为保护自身纯洁性而将自己与世界隔绝时所产生的危机。教义的城墙越筑越高,文化接触被切断,外界被视为敌对。乍看之下,这似乎是在守卫信仰的纯洁。

然而莫尔特曼的洞见犀利。他论及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时如此说道:”基要主义将圣经化石化(fossilize)为不可置疑的权威。教条主义使活着的基督徒传统僵化凝固。”守护身份认同的强迫,反而扼杀了生命力。

回顾历史,中世纪天主教会虽掌控世界,却失去了福音的能力,便是明证。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于1517年在威登堡(Wittenberg)城堡教堂门上张贴九十五条论纲,正是对那以守护身份认同为名、却将福音本身窒息的教会所发出的呼声。路德所要恢复的,正是十字架神学(Theologia Crucis)——那被荣耀神学(Theologia Gloriae)所掩盖的、被钉十字架之基督的福音。


十字架——解决双重危机的唯一核心

莫尔特曼的答案既简单又深邃。双重危机的解决之道,不是更好的策略或教会论,而是被钉十字架的基督本身。这正是《被钉十字架的上帝》的核心主张。

为何是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既是上帝最彻底进入世界的事件,也是那位从根本上是上帝者的行动。耶稣与被弃绝者、罪人、外邦人同死。没有比这更彻底地进入世界之中的了。然而同时,这十字架是上帝之子的死亡。没有比这更根本的神学身份认同了。

以利!以利!拉马撒巴各大尼(Eli, Eli, lama sabachthani)——”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太27:46)莫尔特曼在这声呼喊中看见三位一体的核心。圣子经历了与圣父的断绝,圣父因失去圣子而得着了我们。正是在这关系的断裂之中,我们被邀请进入上帝之内。十字架是上帝并未外面于苦难的证明,同时也是关于上帝究竟是谁的最深启示。

路德在海德堡论辩(Heidelberg Disputation,1518年)中的宣告在此大放光彩:Crux probat omnia——”十字架检验一切。”关联性也好,身份认同也好,都必须在十字架面前接受检验。


今日我们内心的双重危机

坦白说,这双重危机今日同样活在我们教会之中,活在我们每个人之内。有些人在渴望与世界沟通的热忱中,将福音中那些尖锐的棱角一一削去。另一些人则以守护纯正信仰之名,外面于受苦的邻舍。我们都在向其中一方倾斜。

莫尔特曼的信息是:回到十字架。唯有被钉十字架的上帝,才能解决这一困境。因为基督的十字架,既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的关联性(最深地进入世界的上帝),同时也是基督徒信仰最高的身份认同(关于上帝之为上帝的最深启示)。

无论是散居教会、都市教会、神学院,还是小组——当我们回归以十字架为中心,便能行走在那条不失去世界、也不失去福音的窄路之上。


当走的路

《被钉十字架的上帝》并非一本易读之书。然而莫尔特曼所抛出的问题,却难以轻易回避。我们的教会,如今身处哪一种危机之中?是否为了关联性而让步太多?抑或以守护身份认同之名,将十字架的能力制成了标本(剥制)?

如路德所言,十字架检验一切(Crux probat omnia)。再次站立于那十字架面前——这是莫尔特曼向这个时代的教会所给出的唯一答案。也是赐给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个人的呼召。

编辑精选

© 2026 约瑟粮仓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