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神保全我的性命，不出多年，驾犁的农夫将比你更熟悉圣经。”
这是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向当时一位神职人员掷出的话。这是一句看似鲁莽的宣言。在那个年代，将圣经译成本国语言，绝非单纯的学术工作，而是一件以命相搏的事。然而今天，我们随手拿起一部智能手机，便能翻阅数十个圣经译本。这理所当然的日常，是如何成为可能的？那条路上，有血。
千年垄断——武加大与拉丁文的壁垒
公元382年，教皇达马苏斯一世（Pope Damasus I）向当世最杰出的学者耶柔米（Jerome，哲罗姆）下达命令：整理统一那些分散各处的拉丁文圣经译本。耶柔米将希伯来文旧约与希腊文新约原文直接对照，埋首翻译。约二十三年后，405年前后，卷帙浩繁的拉丁文圣经终于完成。这便是武加大（Vulgate）。其名称源自拉丁文”vulgata（通行的）”，顾名思义，是用当时通行语言写成的圣经。
然而问题随着时间流逝而产生。罗马帝国覆灭，中世纪开启，拉丁文早已不再是欧洲百姓的语言。然而教会仍只使用拉丁文圣经。天主教会完全垄断了圣经诠释与传播的权力。只有神父才能阅读圣经，信徒则只能单方面接受其解释。将圣经译成各国语言，被视为不虔诚之举，理由是多种解释泛滥会造成混乱。
圣经只以拉丁文存在的漫长岁月里，人们毫无办法核实教会所说的与圣经实际所说的是否一致。将近千年间，无数相信耶稣的欧洲人，就这样在无法亲自阅读圣经的处境中度过了一生。
第一把火——威克里夫与罗拉德运动
14世纪，英国牛津大学的神学家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1320—1384）率先叩响了那扇门。威克里夫确信圣经是最高权威，并主张圣经不应只属于神职人员，而应让所有人都能接触到。1382年至1395年间，在他的影响下，出现了将整本圣经译成英文的最初尝试。这是英文圣经有史以来最早的全面尝试，也是对中世纪教会圣经垄断的正面挑战。
教会立即作出回应。威克里夫的著作被定罪，他的追随者罗拉德派（Lollards）遭到迫害。威克里夫于1384年去世，然而教会在其死后四十一年，将他的遗体从坟墓中掘出焚烧，把骨灰撒入河中。死后仍难逃惩处。罗拉德派于1395年将他们的十二条结论张贴于威斯敏斯特教堂与圣保罗大教堂的门上，继续抗争。这比路德早了一百二十二年。
然而在那个没有印刷术的年代，手工抄写的圣经极为稀少且昂贵。威克里夫点燃的火焰虽已升起，却还太微弱，不足以照亮整个世界。
伊拉斯谟的发现——一处译误改变了千年信仰
16世纪初，荷兰天才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横空出世。他精通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开始将武加大圣经与希腊文新约原文直接对照，并发现了令人震惊的误译。
最具决定性的，是马太福音4章17节：”你们当悔改，因为天国近了。”希腊文原文”μετανοία（metanoia）”，分明是”回转、悔改”之意。然而武加大却将其译作”poenitentiam agite（行告解圣事）”。这一处看似微小的译误，竟在千年间塑造了整个欧洲的信仰结构。告解圣事这一制度的神学根基，正是建立在这一误译之上。1516年，伊拉斯谟编辑出版了希腊文新约原文，并推出新的拉丁文译本。这项工作为改革者们递上了一件武器——原文对照。次年，路德张贴九十五条论纲时，第一条论题正是围绕”悔改”（metanoia）的含义而发。
廷代尔——在火刑台的阴影下翻译圣经
若说威克里夫开辟了道路，那么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约1494—1536）便是将这条路走到尽头的人。他出生于英国格洛斯特郡，先后就读于牛津与剑桥，精通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德文、英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与法文，是一位罕见的语言天才。
他向英国教会当局申请将圣经译成英文的许可，遭到拒绝。于是他渡海前往欧洲大陆，结识路德，辗转流亡于德国与比利时之间，坚持翻译。1526年，他出版了英文新约圣经。这是史上第一部直接从希伯来文与希腊文原文译成英文的圣经。
在廷代尔被处决的1536年之前，已有约一万六千部他的译本被秘密带入英国。当局在港口将其焚毁，人们却又买来继续阅读。单是持有译本便可能遭到逮捕，然而那话语仍然深深渗入了英国的土地。
1534年，廷代尔被他以为是朋友的亨利·菲利普斯（Henry Phillips）出卖，在安特卫普被捕。他被关押在布鲁塞尔附近的维尔沃德城堡长达十六个月，在狱中写信请求送来温暖的帽子、新外套、油灯，以及希伯来文圣经、文法书和词典。即便面对死亡，他也没有放下翻译。
1536年10月，廷代尔被定罪为异端，先遭绞杀，随后被处以火刑。年仅四十二岁。他最后的呼喊是：”主啊，开英格兰王的眼睛！（Lord! Open the King of England’s eyes!）”
祷告得到了应允。他殉道后不过两年，托马斯·克伦威尔代表亨利八世颁布命令，要求英国每一座教会都必须备有一本英文圣经。那本圣经，几乎全部以廷代尔的翻译为基础。
从日内瓦圣经到钦定版圣经
廷代尔殉道之后，多个英文圣经版本相继问世。迈尔斯·科弗代尔（Myles Coverdale）以廷代尔的译本为主要基础，同时参照德文译本与拉丁文武加大，于1535年完成了第一部完整的英文圣经译本。1539年的大圣经（Great Bible）、1560年的日内瓦圣经（Geneva Bible）相继出现。日内瓦圣经尤为特殊，由流亡至加尔文治下日内瓦的新教学者编译而成，是第一部划分章节的圣经。这是莎士比亚所读的圣经，也是清教徒带往新大陆的圣经。
1604年，统一苏格兰与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为化解宗教派系间的矛盾、打造统一的圣经版本，召开了汉普顿宫会议（Hampton Court Conference）。会议期间，牛津大学科珀斯克里斯蒂学院院长约翰·雷诺兹（John Reynolds）提议制作一部忠于原文的新译本，国王采纳了这一建议，组建了由四十七位圣公会及清教徒学者组成的皇家翻译委员会。
翻译工作历时七年，从1604年持续至1611年。在威斯敏斯特、牛津、剑桥各设两个翻译小组，共六组。每位学者先独立翻译，再由小组集体比对讨论。各组完成的部分也分发给其他小组审阅，最后由十二人组成的终审委员会对全文进行润色定稿。
1611年，钦定版圣经（KJV）诞生。廷代尔的语言与表达，在KJV全书中占据了百分之六十至八十。”替罪羊（scapegoat）”、”要有光（let there be light）”、”掌权者（the powers that be）”、”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my brother’s keeper）”——这些表达，都是廷代尔所创造或锤炼而成的。从火刑台的灰烬中升起的语言，成为了全世界基督教语言的根基。
摄理的红线
回望这段历史，有一件事清晰可见：神的摄理（Providence），在人的抵挡之上运行。教会越是拦阻圣经，圣经就越是有力地突破而出。出卖廷代尔的人、处决他的王，终究无法阻止那话语传遍全国。焚烧威克里夫遗骸的人，也无法阻止他的火焰传递到波希米亚的扬·胡斯（Jan Hus），再传到德国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这一原则，不是抽象的神学口号，而是用血写成的宣言。有人必须献出生命，有人必须在狱中紧握希伯来文词典，有人必须在火刑台前祷告。就在那祷告之上，今天圣经握在了我们手中。
你每天清晨翻开的那本圣经里，刻着一些看不见的名字——威克里夫、廷代尔，以及那些连名字都不为人知的无数人。当我们知道这份重量，话语便再也无法轻描淡写地读过。
“你的话与我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诗篇119:103，和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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